三国时代当兵也内卷？夏侯惇都得亲自扛锄头，把世兵制卷成天坑

?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披澜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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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由于南朝普遍缺乏骑兵，因此在与北方势力的战争中，经常居于劣势。这种说法的确有一定说服力，不过，将战争的胜败完全归于某一种兵种的匮乏和缺失，也是一种唯武器论，和唯意志论一样，这种简单的分析方式并不可取。南北朝时期的对峙对抗，之所以会以南陈被隋朝覆灭作为结束，原因有多方面。除了兵种的短板外，从军事动员的角度来看，南朝兵制的日渐糜烂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南朝的正式兵制，被称为“世兵制”。这是一种兵民各有户籍在册的兵农分离制度。顾名思义，所谓的“世兵”即世代为兵的意思，一旦被编入军户，不仅本人要终身为兵，自己的子孙后代也同样要服国家的兵役。这种世兵制制度不仅存在于南北朝时期，后来的元朝、明朝的军户制度，以及清代的八旗制度，同样也有着类似的特点。那为什么这种制度会导致战斗力的迅速下滑呢？

世兵制的出现和东汉三国时期的几支精锐部队有一定的联系。普遍认为，世兵制在三国时期的大面积推广与曹操有关。《三国志》记载，公元192年，曹操“受（黄巾军）降卒三十万，男女百万余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这种拣选精锐为军的模式，与孙武政权抽调山越民时“强者为兵，羸者补户”的编户方式类似，可见，这些投降的黄巾军中除了那些被编选为兵的青州兵外，其余降卒是被分入佃户、民户或军户当中去。

与“大戟士”、“白马义从”、“虎豹骑”这些名字不同，仅从名字来分析，人们其实很难得知青州兵究竟是用何种武器作战，甚至不清楚他们究竟是步兵还是骑兵。史书中对于青州兵作战方式的记载，同样语焉不详，而我们如今形成的对于这支神秘军队的形象，大多来源于后世文艺作品的加工和二次创作。事实上，这支从黄巾军降卒中拣选而来的部队，与其说是某种有着特定战术战法的特种精锐，不如说是一支有固定士兵来源的军团。《三国志》中关于这支军队的记载并不算多，但从时间脉络来分析，自初平三年建立到建安二十四年曹操死后解散，这支部队已经存续了至少二十七年，再算上这些士兵本身起自黄巾起义，其从军入伍的时间就更长了。要知道，这支军队在曹操死后，因为“以为天下将乱，皆鸣鼓擅去”，最后不得已之下，曹丕“乃为作长檄，告所在给其廪食”，这才将这场险些动摇军心的哗变消弭于无形，可见，这时的青州兵依旧保留着极强的作战能力。这其实就是世兵制“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制度特点。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世兵制正式创立与青州兵有关，但追溯到东汉建国时期，汉光武帝刘秀很早就已经开始使用这种世代为兵的军制。冷兵器研究所之前曾经发布过一篇名为《东汉初年号称天下精兵的幽州突骑，在帮刘秀打下江山后，为什么神秘消失？》的文章，其中提到过幽州突骑在东汉建国后被大量抽调至京畿补充北军五营和黎阳营。这些突骑士兵一旦被抽选为禁军，除了本人外，他的家眷亲属同样要随他一同前往京畿。原因有三，其一，这是汉光武帝对于这些曾经在统一战争中为其效死的部下们的酬谢，其二，腹黑一点说，抽调他们及家眷亲属入京，也可以方便对这些士兵进行控制，提高其忠诚度。最后，这些士兵的子侄辈，在一代军官们逐渐老去后也可以接替父辈们服役，这也可是视为世兵制的雏形。从当时来看，这种从军二代中征募士兵的做法，可以说是一种“双赢”。对于这些禁军而言，子侄辈们可以通过这种途径，获得更好的待遇和前途。对于统治者来说，这些自边地长成的军二代们大多受到过较完整的军事教育，尤其是马术、骑射之类的战技更是如此，依靠这种家庭教育的优势，他们也成为汉朝不可多得的优质兵源。在建武六年，刘秀“罢天下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及军假吏，尽还民伍，唯更践如故”后，东汉王朝对于这些优质士兵的依赖就变得更加强烈。

不过，世兵制的缺陷也同样明显，以禁军突骑为例，他们的精湛技艺大多源自边地烽火的淬炼，一旦被迁入内地，不出三代，其战斗力就会大幅下滑。以至于东汉不得不频频抽调幽州突骑补充禁军。当然了，三国至南北朝时期的情况就有些不同了，战火频仍的状态下，世兵们自然谈不上什么“不识刀兵”，也没有什么“承平日久”的说法，但问题在于，从黄巾起义到群雄割据再到三国鼎立，由于动乱的持续，两汉时期的征兵体系开始受到严重的破坏。数量庞大的自耕农群体开始因为战火的影响受到波及。不得已之下，一些农户选择依附于地方豪强，成为“隐户”，不承担赋税和徭役。我们常听说的三国时期人口的锐减，并不全然是因为战争的死亡，这种隐户潮的出现，也是原因之一。这些因素的重重叠加下，世兵制开始兴起。不过，从汉末到南北朝整段时期来看，这一过程是逐渐演化的，由于原本的征兵制难以施行，各地军阀纷纷以募兵、收降等方式增加自己的军队。为了应对日渐紧张的局势，这些军阀们自然不愿意轻易放士兵们解甲归田，对于士兵而言同样如此，动辄“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的乱世当中，当兵吃饷不仅是工作，更是一种保命求存之道。

_{▲曾哀叹“生民百遗一”的曹操也曾多次屠城}

在这种混乱状态下，世兵制开始被割据势力所青睐，相较于两汉时期限定时间的征兵制度而言，世兵制的人身依附性质更加浓厚。以前面的青州兵为例，他们在曹操在世时为其出生入死，效犬马之劳，而等到其病故，就立刻准备自散离去。这种以某人为效忠对象的情况，在南北朝时期同样极为常见。事实上，由于人身依附的日益强化，所谓“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已经不仅仅只针对士兵，将领们对于军士的掌控同样有了这种发展趋势。如三国时吴国的鲁肃，生前豢养着数量不菲的私兵，死后这些私兵也又以类似遗产的方式被其子鲁淑、鲁睦先后继承。这是因为，自曹魏时期开始实行的给客制，打破了国家赐予的屯田客和部曲间的身份界限，一些官员甚至从地方上招募壮勇为自己的私兵。如此一来，虽然壮大了地方军事力量，但由于其粮饷、兵器的补给仰赖官员本人，这些军事力量也被打上了浓浓的个人烙印。

_{▲魏晋时期的世家大族}

这一时期，除了将领大臣外，世家大族们同样以这种方式培植着自己的势力。由于土地兼并活动的影响，这些世家大族在大灾大乱之年，不仅没有因此而衰落，反而开始掌控起一支支不逊色于官方的武装力量。如果仅仅只是征兵方式的改变，那么世兵制与征兵制的差异还不会那么明显，但问题在于，自东汉至隋唐近三百年的战乱，让原本只是事急从权的世兵制逐步异化。在一开始，被征募为世兵的多半是乱世中无处谋身的失地农民，他们因为战乱而流离，一旦被招募为兵，待遇还算尚可，不止自身能够获得兵饷，其家人同样可以能够得到庇护，比如曹魏政权，虽然规定以军属为质来防止军队叛乱，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军属至少能得到曹魏政权的官方保护。在杀人盈城盈野的三国时代，普通人还哪里敢有太多的诉求？可是，在当兵这件事上，从三国开始，魏蜀吴三大势力就不约而同地开始“卷”了起来。

_{▲夏侯惇：我不仅能打，更能卷}

虽然如今人们经常会说“内卷”，但要知道的是，打工人被卷狠了还可以有离开的自由，但对人身依附性质异常浓烈的世兵军户而言，想要脱离军户身份除了依靠国家的恩赏外，就只有叛逃一条路可选了。在无法离开这一体系的情况下，这些军户们一旦“卷”起来，就真挺可怕了。兴平元年，曹魏名将夏侯淳任陈留、济阴太守，为了应对境内骤起的蝗灾旱灾，他“身自负土，率将士劝种稻”。老板都扛锄头上了，大家也不好站在后面喊大佬六六六。自此，军士们屯田耕战就逐渐从权宜之计变成了一种常态。他们不仅需要承担军事任务，还要在闲暇时屯田促耕。到了后来，为了增加粮食收入，国家连原本的征税份额也进行了大幅度提高，原先租赁官牛耕地的军士军属，国家取六成为税，用自家耕牛耕地的收税更少，只需缴纳五成。到了晋朝，这种政策被“稍微”修改了一下：自家有牛的需要缴纳七成，而租牛耕地的更是只能自留两成，相较于原先的四成，收入直接对半砍。

这还只是经济上的问题。在社会地位上，世兵制下的军户们地位更是一日不如一日。为了扩充兵源，各势力间开始不断探索自己的下限。他们一开始的做法还较为含蓄，只是以类似于恩赏的形式免除部分奴隶的奴籍，再将这些人划为军户。如晋元帝司马睿就曾经“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或者如蜀汉、东吴一样，从更南端的少数民族中抽调士兵入籍。到了后来，由于抽不胜抽，统治者干脆强令罪犯投入军籍。这种不考虑兵源组成，唯数量论的征兵方式，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后果。原本世代为兵尚能称之为专业的军户之中，混入了奴隶和罪犯。这些新军户们对于作战一窍不通，却被强行投入战场，士气低落自不必说。更重要的是，原先军户们的社会地位也变得日渐低下，在门第之风最为盛行的南北朝时期，军户已经沦落为社会最底层的阶级。举个例子，这种因罪为兵的方式，被称之为“谪兵”，可见在当世人看来，被投为军户已经是一种惩罚了。

由于军户地位的日渐低微，军户脱籍逃离的情况时有发生。刘宋时期甚至出现了所谓的“补士法”：《宋书》称“以罪补士，凡有十余条”。理论上来说，只有犯下这十余条罪状之一，才会被投入军籍，但在实行过程中，为了能够快速补充兵源，普通人即使是犯下一些明显与补士法无关的小罪，也会被投入军籍。不仅如此，按照当时的规定，一人犯法，其家属也要一同被改为军籍。由此可见，当时统治者为了扩充兵源，已经到了何种丧心病狂的程度。到了此时，原本自愿编户入籍的世兵制已经彻底变样，成了各势力扩充军队兵源的强制征兵手段。而社会地位日渐低下，生存又难以为继的军户们自然不愿意坐以待毙，军户成批逃亡的记载俯拾即是。比如《南史》中就记载了一个极具典型性的说法：“ 或有身殒战场，而名在叛目，监符下讨，称为逋叛，录质家丁，合家又叛，则取同籍，同籍又叛，则取比伍，比伍又叛，则望村而取。一人有犯，则合村皆空。”一旦有军户出逃，其家人、同籍、同村恐惧于补士法的连坐，直接全村一同逃亡。试想一下，这种状态的军队，哪里有丝毫战斗力可言？

其实，不仅南朝饱受世兵制崩溃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北方统治者们也曾经因类似的制度而备受煎熬。以北魏为例，其六镇军卒同样也是世代为兵的镇民，自北魏文帝迁都以来，由于远离京畿，其身份地位发生了剧烈的下降，以至于爆发了重创北魏的六镇之变。这也导致了东西魏的诞生。然而，与南朝门阀贵族林立，沉珂难愈的情况不同，北魏自孝文帝改革以来，就逐渐以三长制替代原有的宗主督护制，而均田制的出现也让原本脱籍自保的流民隐户愿意重新编户入籍。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到了东西魏并立的时代，这些制度的确立和推行使得西魏宇文泰可以全力推行府兵制，它让西魏-北周-隋三朝均能以远超南朝的军事动员力应对日渐残酷的兼并战争。这种国力上的巨大差距，才是南北朝最终以北吞南作为结局的原因。

参考文献：

[1]林之满.历代军制.沈阳:辽海出版社,2010

[2]黄文涛.试论世兵制军人地位及其实现机制.南京政治学报,2007年3月

[3]李焱焱.魏晋南朝世兵制及其对国家政权的影响.江西:江西师范大学,2012.

[4]刘汉东.论三国兵制之异同.许昌师专学报,199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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